析明初大明宝钞的发行

一、宝钞发行

(一)发行原因

明初发行纸钞原因总结下来有四个。其一,宋元时期已有使用纸钞的历史,关于纸钞的发行和管理有了可供借鉴的体系,在民间贸易中,商人有使用纸钞的经历,“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其二,明初铜矿资源不足,朝统治者吸取元朝征集劳力人群聚集起义便利的教训,并且战乱之后民生疲敝,不便于开采新的铜矿,所以“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四川地区虽有铜矿,但是“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明铜料获取上“其军民之家,除镜子、军器、及寺观庵院钟磬铙钹外,其余应有废铜并听赴官中卖,每斤给价铜钱 一百五十文,若私相买卖,及收匿在家不赴官中卖者,各笞四十。”“粮长有犯,许纳铜赎罪”缺乏足够的筑钱原料,并且民间铜钱私筑严重,私钱通行,钱法不通,元顺帝携带大量的金银财宝北逃,使得铜料更加缺乏。 其三,纸钞“易于流转”并且“可以去鼓铸之害”,其四明初丰盈国库的需求,受元末弊政和战乱的破坏,明初社会残破,百业待兴。至正二十六年,明太祖说:“吾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制作纸钞相比于制造铜钱也能够节省制造成本。万历年间“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基于明初的社会背景,铜料糟糕状况相比万历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行纸钞既能够节约财政支出,还可以廉价的敛取巨额财产,满足国家初期的建设需求。

(二)发行状况

洪武七年,“置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七品副提举一人,从七品吏目一人……”,设置了纸钞的专管部门宝钞提举司和一应官吏,宝钞提举司下设钞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可见此时明太祖已着手筹备发行宝钞,到第二年的三月“……辛酉朔诏造大明宝钞”。宝钞规定有六种面额:“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以 及一贯(一千文)”,这说明宝钞本身可以与铜钱通用,以铜钱为标准进行价值标定。由于洪武八年发行的宝钞面额较大,规定一百文以下使用铜钱,后来在洪武二十三年,户部奏准更造新钞,印造十文至五十文的小钞。“宝钞提举司钞板岁久,纂文消失……明 年改元永乐,宜并更之。”但明太宗为了表示所用皆为太祖成宪,拒绝了这一提 议,因此“永用洪武”。 所以有明一代 276 年,只行洪武大明宝钞一种纸币。

宝钞以“桑穰”为原料,桑穰是桑树的第二层皮。白色,为造皮纸的上等原料。以桑穰为原料制成的钞纸即为桑皮纸。桑穰原料取之于民,“……为户部每岁预先会计,然后至浙江、 山东、河南、北平以及直隶淮安等府给官价收买,同时由所在官司付给脚力,差人运送至京师……”这难以避免地影响了地方的蚕业生产④,成为扰民之政。

为配合宝钞的使用,将整个国家的经济掌管在手里,洪武八年,“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洪武二十七年,颁布禁钱令,关闭全国所有铸局,并禁止所有类型的铜钱用于交易。但是政令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洪武时期,杭州等地商贾不顾严格的银禁,不论货物贵贱,一律以银定价。永乐时南京“豪民”沮坏钞法,致使朱棣派专人前往处理。宣德时有些商人不用纸钞,关闭店铺,潜自货易。嘉隆时期,商贾便于用银而不愿用钱,每值政府推行钱法之令下达,城市即“愚而相煽。既开闭匿观望之不免……”

洪武八年禁用金银,但纸钞上仍说举报者可获五十两白银,如此可见管理政策自相矛盾。除此之外,洪武九年,太祖“复许以银代输租税”又违背了自己颁布的律令。

(三)防伪措施

大明宝钞具备一定的防伪手段,一,原料上明朝沿用元朝的方法,依然采用桑皮纸作为钞纸主料,并大量添加废弃的公文纸打成纸浆作为配料。这使得钞纸颜色呈特有的青灰色,纸张极其敦厚,虽显得粗糙笨重,却难以仿造。二是微雕。微雕技师一般多精通绘画、书法、雕刻等艺术,他们在纸币的范本上雕出种类繁多的花纹、大段的历史故事,工艺精湛,花纹繁多细致,难以模仿。三,纸钞上加盖印信,正面盖有两方红色官印,一是“大明宝钞之印”,另一个是“宝钞提举司印”;背面也有两方印章,一是红色官印“印造宝钞局印”,另一个是油墨印的钱币的面额币值。在这些印章中,都有暗记防伪。在印泥的成分中,“大明宝钞”不是使用一般的朱砂印泥,而是采用独特配制的硫化铅印泥。此外,纸钞正面的边缘印有编号,正面的下半部份,印有“中书省(或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墙铁壁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千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起威慑作用。

二、大明宝钞的管理方式

大明宝钞材质主要为桑穰,容易磨损、破旧,旧抄不便使用则要倒换新抄。宝钞发行常被伪造,官方除了防伪工艺之外还有一系列打击措施。在宝钞贬值时,中央又制定相关政策用于救钞。

(一)相关机构

除了在发行之初设立的宝钞提举司之外,置“内府宝钞广源库大使一人,正九品;用流官副使一人,从九品;用内官内府宝钞广惠库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俱以流官内官兼之,职掌出纳楮币。入则广源库掌之,出则广惠库掌之。”洪武二十六年还规定宝钞印造时间为每岁“于三月内兴工印造,十月内住工”。洪武九年,在京师与地方设立宝钞行用库,用以倒换旧抄。

(二)倒换旧抄

大明宝钞主要材质为桑穰,用久容易昏烂。在洪武九年,立倒钞法。“……中书省奏国家:“行钞日久,岂无昏烂?宜设收换,以便行使。于是议令:所在置行用库每昏烂钞一贯收工文五百,以下递减之。

仍于钞面贯百文下用墨印昏钞二字封收入库按季送部。若以贯伯分明而倒易者,同沮坏钞法论,混以伪钞者究其罪。”政府在此时已经考虑到了半旧之钞倒换旧钞的问题,洪武十三年,印造户部字样宝钞时,规定“军分卫所,民分坊厢,轮日收换,乡民商旅则各以 户帖路引为验”用以维护倒钞秩序。但是各地的行用库裁立无常,在商品交换中,旧钞昏烂,往往以低于纸面价格的价格使用,因此一些百姓将半新之钞 “揉烂以易新”,这为政府带来不少麻烦,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裁撤在京宝钞行用库。 后于洪武二十三年“出新钞于承天门外,听民易换”,但是仅仅五个月后,又终止倒换旧钞。

由于倒钞部门的裁撤,纸币长时间不兑换,大小钱先后发行又“永用洪武”,昏钞大量流通,为纸币造假提供了良好条件。民间有人将官方废弃的二十文钞版“挑剜裨凑”,做成伍佰文的钞版,钞版制作不必太精致,使其印出来的纸钞昏破,拿着昏钞使用或者向有关部门兑换新钞。

(三)打击伪钞

明初以严刑峻法打击伪钞,洪武八年发行宝钞时正面的下半部份,印有“中书省(或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墙铁壁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千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字样,威慑伪钞行为。《大明律》规定,除伪造宝钞的首从犯者皆斩首之外,里长知情而不首告者,杖责一百,官员知而纵容同罪,私藏伪钞则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不仅对于伪造宝钞,对于将宝钞挑剜、补辏、描改,以真 作伪者,同样处于杖一百,流三千里之刑。法令虽严,但屡禁不止,《御制大诰》载:“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甚,惟句容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自京至於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首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绝无复犯者,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除百姓外,藩王也有伪钞之举。《革除逸史》卷一载:“四月荆州告变。谓湘王柏私造宝钞,残虐杀人,乃遣使让王。”

总体看来,针对于大明宝钞的管理未成系统,无节制的发行,缺乏稳定合理的管理机构,无法保证宝钞在流通之中的稳定价值。

三、积极意义

即使这种无准备金的滥发纸钞的行为为后来的财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但是不能否认宝钞在明初发挥的积极作用。

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建元洪武,定国号为明。此时元顺帝仍据有大都。在明军北伐扫荡山东、河南、河北之后,元顺帝放弃大都,逃往上都,仍称大元皇帝。元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占据太原,拥晋、陕、甘残余元朝军队,伺机而动,威胁大都。元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割据云南,元将纳哈出盘踞辽东。明玉珍之子明升在四川继其父称帝自守。朝鲜对附元、附明举棋不定。据今新疆一带的帖木儿汗国有向东发起战争的意向。面对群虎环伺的局面,需要保持强大的军队实力,军费支出为要项。称帝之后,以胡廷瑞、邓愈、汤和克、陈友定克各府县,常遇春、邓愈、徐达等又征战四方,战事频繁。同时国内民生凋敝,急需建设,诸臣诸藩又需俸禄,大明宝钞在明初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需求。

洪武九年,户部奏定“文武官吏俸、军士月粮,自九月为始以米麦钞兼给之”在营造方面,洪武八年之后,大明宝钞被用于建设支出,支付工匠工钱。洪武八年五月,“诏赐京师营造工匠钞有差”,九年五月“赐见役工匠钞凡六万三百六十余锭”,十五年五月“给松江等府工匠仓大钞五千四百三十九锭”“给苏州府工匠钞四千九百七十锭”。洪武十六年九月甲子,凤阳大龙兴寺建成“佛殿法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计工二万五千,赏工匠士卒钞二十五万三百有奇”洪武十年正月“诏赐苏松嘉湖等府居民旧岁被水患者,户钞一锭,计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七户”,十三年四月“赐京民钞,以丁多寡为差,孤独老疾者倍之”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王晶 孙婉莹 黄迎盈）